毕业季,总有时代的印记

近日，陈可辛导演的《中国合伙人》火爆热映，很多人都在感叹一位香港导演能把中国大陆的现代创业发展刻画的入木三分。影片中有这样一句话：“当我们的额头爬满皱纹，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不让它们也爬在心里。”文艺愤青、“土鳖”、“海龟精英”，我们或许都能在人群中找到这些稚嫩的身影。6月，又一年的“毕业季”，这个从1981年出现的“毕业季”，已经有32年的历史。每一次青春身影步入社会都无不让人喟叹。是选择职业，还是在选择人生？是相信命数，还是相信这成百上千的大军造就的中国式就业？大幕的开启将是又一次人生的新旅程。

恢复高考无数命运的转折

这是准备时间最短、最仓促的一次全国高考。

1977年10月中下旬公布全国首次恢复高考的消息，12月10日至12日正式考试。1977级新生于1978年2月入学。当年，全国总共有570多万名考生，拼搏27万多个录取名额，录取比例为29∶1，录取率约4.8%。

这也是考生来自社会各界最多的一次高考。当年的考生来自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等各行各业。年龄最大的是1966年高三毕业生，最小的是1977年初中应届毕业生,年龄跨度10余岁。

据《中国青年报》2003年报道，曾任武汉大学中文系1981级辅导员的於可训，是1977级的学生。他清晰地记得，同班同学46个，23人进了北京，单位名称90%以上带着“国”字。他当老师后亲手送走的64个毕业生，也有一半的分配计划是在北京。於老师班上名气最大的学生喻杉，在校期间写出了轰动全国的小说《女大学生宿舍》，毕业时有三个“重量级”去向可供挑选：中国作协、全国人大、中央办公厅。

一位1977级的中文系大学生曾对当时就业表达了自己看法——那时候没有这么多选择，几乎没有人会首选“公司、企业”，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政府部门和国家机关”。当时很多人的想法并不是“想去哪里”，而是“分到哪里就去哪里”。

时代变革性格还是命数

今年，以卖猪肉为生的北大毕业生陈生和陆步轩再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接受某媒体采访的时候，陆步轩直言不讳说到关于命运、工作和生计的问题，他认为自己当时毕业的时候，知识已经不能改变命运，每个人的际遇都有不同。而与陆步轩相反的是，同为北大毕业生的陈生，他的猪肉连锁店已开到近100家，被人称为广州的“猪肉大王”。在陈生与陆步轩毕业之时，正值南方大发展的时候，他们都有同学南下去淘金，陈生辞去了在政府工作的机会，加入了淘金的队伍。陈生卖过菜，卖过白酒，卖过房子，卖过饮料，最后卖猪肉也是运用了不一样的知识，将猪头卖出了花样。

那个年代，我们也不得不感慨，时势造英雄，时代的烙印在很多大学生心中得到了不一样的体现。当时公务员并没有如现在一般受到追捧，与其相比，IT、汽车、房地产、金融等多项领域都开始在那个时代抢占先机。毋庸置疑的是，那时在这些领域站稳脚跟的人，日后也成为了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而这些人的成功也影响了日后毕业生对于行业的选择。

同样，这些选择也让大家发出了对传统知识分子与创业领军人物的一些拷问。这样的时代平台让很多没有高学历背景的人寻找到了新的契机，得到了赚钱的机会。另外，“学习无用论”开始在90年代末期出现，高考已经无法改变很多人的命运，而所谓的情商、性格等因素让人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开始留心于此。然而，对于北大人卖猪肉仅仅是个案。而当时，很多人拼一把的勇气，也不能仅以时代因素以偏概全，所以只能用一句老话加以概括：性格决定命运。

自主择业外企民企带来的困惑

“双向选择”的政策出现于1988年，与以往国家对高校毕业生统包统分的政策不同，学生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选报志愿，采取由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就业方式。在这样的政策下，学校不再拥有绝对权力，毕业生开始有了择业自主权。那届并轨生，仍然是在双向选择中“自主择业”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外企、民企，只要有单位接收，学校都会放行。而当时许多蓬勃的新兴领域让那时的大学生的选择出现多样化，很多人选择了去外企就业，他们的理由很简单——钱多、光鲜、披荆斩棘后的荣耀。

但在身为外企的员工心中，如今也面临不小的困惑。

现年39岁的王兵是90年代的大学生，为了爱情，大学毕业后他辞去了老家工厂里的工作来到了北京，成为北漂一族。当时王兵在老家的工资是1300元，而到了北京的第一年，找的前两份工作的工资都没有突破1500元。直到王兵第三次跳槽，进入一家外企，工资才达到了5000元左右。“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拿这么多钱，终于感觉来北京来对了。”王兵回忆说，之后的数年间，他在职业上平步青云，职位一直升至公司副总经理，工资也从最初的月薪5000元人民币涨到了过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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